陈平原:语文教学的魅力与陷阱

  • 2018-07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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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大学与中学之间的裂缝

同样是教育,中学与大学是有区别的,但这区别到底有多大,谁也说不清。民国年间,中学老师进大学教书,很正常,如历史学家钱穆、吕思勉,文学家朱自清、美学家朱光潜等。至于特定年代大学教授因经济困难到中学兼课(如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),那就更容易理解了。但五十年代以降,大学教师与中学教师之间的鸿沟,变得几乎不可逾越。这很奇怪,可绝少被追问。大学教师良莠不齐,中学教师则同样藏龙卧虎。只是因教学对象及教学内容不同,久而久之,前者较为专精,如此而已,无所谓高低雅俗。

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吴宏聪先生,他的导师是杨振声;我在万贯娱乐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王瑶先生,他的老师是朱自清。杨、朱二位主要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前,以大学教授而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;吴、王二位主要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后,则全力以赴在大学教书。杨振声先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(1930~1932),辞职后,受命主编中小学国语教科书(1933~1936),帮手是著名小说家沈从文;西南联大时期,杨先生主持编写“大一国文”教材,同样全力以赴。朱自清在浙江春晖中学执教的那一年(1924~1925),撰写了《中等学校的学生生活》《教育的信仰》等,对中学教育很失望,希望转到大学教书。可日后再三回顾,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学,其动力与经验正在于此。1942年,朱自清与叶圣陶合编了《精读指导举隅》《略读指导举隅》等书,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1945年,二人又合著了《国文教学》一书。另外,朱自清撰写的《经典常谈》以及《标准与尺度》《语文拾零》《论雅俗共赏》等,对关注中学语文教学的人来说,都是不可多得的好读物。大学教授介入中小学教育,往往悬的很高,因理想不容易实现而颇有怨言。可我猜想,从杨振声到我的师兄钱理群,其“屡败屡战”的自我陈述中,其实包含着自得与自信。人的精力有限,大力介入中小学教育,多少会影响专业著述的深度。可放眼整个社会,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及影响力,非书斋里的高头讲章所能比拟。

大学教授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,不是能不能做,而是怎么做才能做好。师友们的经验让我很惭愧——刚才提及我的师兄钱理群介入中学语文教育讨论,主编《新语文读本》等,虽被打压,但越战越勇。另一位师兄温儒敏为人教社版高中《语文》的执行主编,又是新课标修订组负责人,近期还在编各种语文教材,在中学语文教学方面影响很大。他们俩的风格不太一样,钱理群一直坚守民间立场,温儒敏则官方色彩比较浓,承接的是教育部项目。但有一点,他们都不是一时兴起,而是多年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小学教育。相对来说,我更多关注大学问题,包括大学史、大学的国文教育、文学史书写等。

中学语文教育兼及工具性与人文性、实践性与理论性、社会性与个人性,需全身心投入,且不能太书生气。像我这样半心半意,犹抱琵琶半遮面,那是做不好的。对此话题,我只能敲敲边鼓,说点旁观者清之类的好话与坏话,保持一种真诚但遥远的关注。

二、语文教师的影响力

2015年7月的某一天,我的新老学生在微信群里“奔走相告”——那天的《新京报》报道我在“语文教育高层论坛”上的演讲:“陈平原首先谈到了语文教师对学生人格养成的重要性。他表示,比起大学或者博士班,中学阶段对学生的影响其实更大。‘所以某种意义上,中学老师们对于学生们的影响力比大学要大。’陈平原讲了一个自己学生的例子。他说:‘十年前我的一个研究生毕业了,她学得不错,我劝她考博士班,她说不考,她就想当中学老师。她今天在清华附中教书,教得很好,而且她一直对我说,虽然我做专业也能做好,但我更愿意当一个中学语文老师。对这样的学生来说,她的中学老师给她的影响,远远超过我作为研究生导师给她的影响。’所以,陈平原认为,培养学生人格,是中学语文老师的一个重要的工作。”①

学生们都知道,这里说的在清华附中教书的“她”是谁,纷纷向她祝贺,她本人也很激动。因为,演讲现场,就有那位给她很大影响,促使她选择中学教职的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王栋生。我向王栋生道谢,没想到,接着我演讲的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,又向我道谢。她早年有位出色的学生,跟她有很好的互动,留下不少温馨且有趣的故事。而那位学生如今正跟随我读博士。一位小学老师,一位中学老师,一位大学老师,竟然因各自的学生而紧密相连。并非主办方有意安排,我们互相都不知情,到了现场聊起来,方才发现世界真小,竟有如此奇遇。

为什么说中学教师对学生人格养成特别重要?那是因为,到了大学阶段,学生的性格基本定型了。尤其是进了博士班,主要做专业训练。对青少年来说,最具可塑性,也最容易出现偏差的,是初中到高中阶段。所有中学教师都可能深刻影响学生的志趣与性情,但语文老师的感召力尤其明显。我回忆自己的小学及中学,记忆深刻的,基本上都是语文老师。并非因为我是文学教授,故王婆卖瓜;我也问过好多人,大都如此。或许应该这么说:因教材有趣且教学方式灵活多样,语文老师更容易被学生关注与记忆。

三、高中教师的特殊职责

十年前,我曾接受专访,谈自己如何“从小学生教到博士生”②。那本是一句玩笑话,没想到被做成了标题,显得有些牛皮哄哄,不太好意思。其实,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后,我缺了高中这一块。没教过高中语文,这很重要吗?当然。除了此乃孩子们成长的重要阶段,更因面临高考这一大关,故格外吃紧。对于高中毕业班老师来说,如何平衡个人教育理念与社会制度安排,是个难题。有一次在演讲现场,我被学生家长将了一军:如何读书,到底听你这位大专家的,还是听孩子班主任的?我脱口而出:平时听我的,临近毕业那一年,听班主任及任课老师的。

除非孩子准备出国念书,否则,高考是个关键时刻,你不好说大话,耽误人家。为了你的立场坚定与逻辑完整,害得人家考不上好大学,那是不道德的。我曾引清代袁枚信中的说法:知道八股很不好,但大形势如此,你只能妥协;赶紧闯过科考关,再努力自我调整。你偶尔演讲,站着说话不腰痛,当然可以唱高调;高中毕业班的老师们,如何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,是需要高超的技巧的。作为学生家长与作为教育专家,同样面对高中阶段的学生,立场很不一样。这也是我不敢到中学演讲的缘故——面对中学老师还好些,多少总有理解与沟通。而且,即便话说重了,也不会有直接的伤害。

四、如何看待高考指挥棒

2015年夏天,北大清华为抢高考状元而“大打出手”,很不雅观。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:抢好学生很正常,所有国内外大学都在抢。问题在于手段及标准——以高考分数来抢学生,抢所谓的“状元”,实在没出息。因为,抢“状元”的真正原因,不是爱惜人才,而是维护学校名誉——在媒体及民众心目中,抢到的“状元”越多,证明这大学越好。③

北大校方曾做过两个决策,可惜都落了空。第一是不公布高考成绩,不排名;第二是与清华达成协议,彼此都不炒作所谓的“状元”。实际上,校长及教授们都明白,抢来的各省高考“状元”,绝大部分不比别的学生强。到目前为止,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当初的高考分数对学生日后发展有很大影响。各省高考的第一名,如不去香港就学,基本上不是进北大,就是进清华。这两所大学若能“深明大义”,不炫耀抢了多少个各省第一,别的学校也就没什么好炒作的了。

为了打破唯分数论,北大曾试验“中学校长实名推荐”,现在看来并不成功。我们在全国选了若干所好中学,给他们一定名额,经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学生,可成为北大自主招生直接候选人。从2010年开始做,好几年了,未见特别出色的。我说的“特别出色”,不是指智商高,而是像钱钟书那样偏科的奇才。做“中学校长实名推荐”的目的,就是想为那些在高考时无法获得承认但特别有才华的学生开辟“绿色通道”。可实际上做不到——那些推荐上来的,参加高考也能考上。后来我想清楚了,没有一个校长敢冒险推荐偏科或成绩不高的好学生。校长即便“独具慧眼”,也不敢“独断专行”。因整个社会已经形成这么一种舆论氛围,谁都不相信有人能出于公心“举贤能”。更严重的是,一个偏科的好学生,根本就进不了重点高中,他(她)在小学升初中或初中升高中时就被淘汰了。所以,“分数面前人人平等”这一教育理念,虽然限制了某些暗箱操作,但也导致那些特立独行的好学生被卡掉。

将近四十年的唯“高考分数”是问,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国民素质的提高,是有意义的。但斤斤计较一分之差,用同一把尺子丈量,太长的锯掉,太短的补齐,这一选拔人才机制,固然使得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明显提升,教授及学生的平均水平也不错,可也造成了特别优秀的人才(或者说天才)的缺乏,因此也就难见“石破天惊”的伟大成果。做学问的人都知道,“人海战术”的效果很有限,真正的突破靠的是“天纵之才”。在追求公平的同时,如何为特异之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便利,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话题。

五、语文教学的目标

在当下中国,完全摆脱高考这根指挥棒,任何学校都做不到。你的理念再好,只要高考成绩掉下来,家长首先就不干了。我们能做的,就是在日常教学活动中,拒绝步步为营、分分必争的教学方式,着力培养学生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望。大学校园里容易产生厌学情绪的,大都是那些靠海量习题拼搏上来的学生,他们缺乏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,跨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以后,就显得很茫然。

在中学各科中,语文课的教学因兼具求知和审美,最可能使得整个学习过程“其乐无穷”。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。因语文水平是长期学习的结果,突击不上来的。想想我自己的情况,当年突然接到通知,说是恢复高考制度了,谁都可以进考场。匆忙之中,全力以赴复习数学;因为语文行不行,早就决定了。或许正是这个特点,导致很多高中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不是很大。但在我看来,语文“投入产出比”并不低,因为它影响人的一生,而不仅仅体现在高考成绩。某种意义上,它更重要。不信你问问走出大学校门或中小学校门的中老年人,在所有课程里面,哪门课对你影响最大?十有八九回答是语文课。

因此,中学语文老师的工作重心,应放在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以及“发现的眼光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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